onlyaid

一、前言



　　傳統史學家，尤其中國官方的史學家，都相信寫史必須肩負一定的道德責任，即在所記載的人物事蹟中個別給予褒貶。
　　除去有心為新政權編織登極理由（比如南北朝期間史書記載的一連串荒謬暴君，他們的「暴政」有時只不過是新舊政權交替下的副產品）的情形，大多時候史學家們根據自己心中一把道德的量尺、以及古聖先賢遺留下來的格言與教誨，從事此一神聖的工作。《春秋》「別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」可視為此精神之代表。
　　在這種傳統下，「隱惡揚善」、「為賢者諱」既為中國史學家所服膺，另一面卻又強調「君舉必書」、「書法不隱」，結果就是兩造其中勢必要產生一段落差。

　　與之相應的情況是，我們既有廿五史的「大傳統」，又輔以無數民間通俗流傳的「小傳統」，後者係前者意志由上到下的貫徹，成為錢穆所說「國家本是精神的產物」；循著這樣的傳統，民眾對歷史上的人物建立了既定形象，從而發揮在文學、戲劇、樂曲、教材、甚至民間信仰上，而以傳統的忠孝節義為指標。

　　我們試就魏晉三國之際兩位不平凡英雄人物──關羽與曹操來看，他們的實際作為與民間形象是如何左右支絀，表現在小說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與京劇臉譜上的模樣，又是如何體現了傳統上「小歷史」著重對於個人德行下褒貶，而輕視技術性意義的精神。



二、關羽（西元？─２２０）







　　關羽是劉備屬下大將，草創時期就跟著劉備打天下，曾經一度為曹操俘虜並效命於沙場，然而最終仍回到劉備身邊。史書說他與劉備、張飛「寢則同床，恩若兄弟」，這段到了民間衍生出著名的「桃園三結義」情節。
　　當西元219年關羽進軍樊城，水淹七軍、擒降于禁、圍困曹仁的時候，一時之間聲勢大振，威震華夏，曹操甚至擬議遷都以避其鋒芒。然而敗亡的種子在這之前已然種下。
　　關羽鎮守的荊州，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。若按照諸葛亮提供劉備的「隆中策」，當時據有蜀地與荊州的劉備，應該和東方的孫權結盟，在沒有顧忌的情況下北攻曹操。然而荊州原本已是從東吳手邊半巧取半強奪過來的，關羽控制了長江中游重鎮江陵，等於讓吳人西方的門戶洞開，僅只這點就足以令孫權不滿；加之關羽不可一世的態度，在孫權為兩家許婚的時候橫加拒絕，於公於私都得罪了這位原本應該和睦相處的鄰居。
　　219年12月，關羽已經失去了大半的荊州包括江陵、南郡、公安，率領殘部退守到麥城。最後在後援不至的情況下，關羽僅以少部分軍馬突圍，前進至臨沮被俘，遭斬首。
　　此時距他當日「威震華夏」，只有短短兩個月。

　　史學家黃仁宇說他「剛傲而缺乏處事的謹慎周詳，不顧利害讓自己兩面受敵，弄到戰敗授首，比曹操早死一個月」 基本上這樣的陳述是正確的。
　　然而民間對「關公」的崇敬卻在他身後達到鼎盛，各行各業乃至幫派結社都奉其為師祖，原因是由於關羽個人對劉備的忠貞不二。此點亦為歷代君王所讚揚，在他死後千百年之間，多次被冊封為不同名目的神祇：宋時加封武安王，明萬曆年間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，民國三年則與岳飛同祀於武廟，此間大多不脫離其人「忠」、「義」、「勇」的表現。
　　我們今天在國劇臉譜上看到的關羽，揉紅臉，勾臥蠶眉，丹鳳眼，通天紋，臉上一痣代表「點破」 ，國劇裡面屬於個人特有的無雙臉譜。根據舞台傳統，紅色代表血性、忠誠、義氣，即所謂的「赤膽忠肝」，這也正是關將軍留給世人最深刻的形象。
　　群眾原諒了關羽在荊州爭奪戰裡犯下的致命錯誤，只說他是「大意失荊州」，甚至認為咎在孫權的背信、呂蒙的詐偽，以及糜芳、傅士仁等部署的叛離。於是我們看到「過五關斬六將」一幕與關羽為敵的秦琪在戲台上畫成歪臉（如圖1），其意義為心術不正與個性扭曲；而呂蒙則是深沉、工於心計的藍色（如圖2）。




　　　　　圖1：秦琪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圖2：呂蒙



　　這種情形說明了中國傳統「小歷史」之下，從道德褒貶人物往往走入偏鋒而不自知，且影響既深亦遠。
　　關羽被尊為關公的同時，他在現實中的失敗與短缺可以為人寬宥；與之為敵的角色，便成為一種原罪，以致若干年代後明朝羅貫中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書成，對於吳國設計奪取荊州的呂蒙，投降吳人的糜芳、傅士仁，遲遲不發援軍赴荊州的劉封、孟達（見圖3），以及擒拿關羽的潘璋、馬忠等人，皆設計了戲劇而帶有報應性質的下場 ──上述七人在其筆下無一善終。

　　「選擇美的事實，以編織成美的故事」「惡的事實，如未構成嚴重影響，隱之最好」 ，原本真實的歷史，一旦被賦予教化任務，結果通常是面目全非。只不過，向來習慣注重意識形態的調和而忽視技術問題的中國學人，千百年來仍舊以「春秋筆法」為寫史的最高指導原則。
　　如今當關廟、武廟裡面供奉關公的香火鼎盛時，虔誠的信徒在焚香默拜，青煙裊裊之際，也許印象中還有個棗面蠶眉、美髥飄飄，凜然不可侵犯的關老爺存在。只是其事蹟既為信眾所一知半解，與他們所祈求者亦無關要旨，至於歷史的真相，對他們而言更可以置之不問了。




　　　　　圖3：孟達



三、曹操（西元１５５─２２０）







　　曹操廣為眾人所熟知的程度，在中國可與關羽並駕齊驅。

　　理論上，其為漢朝宰相，全國百官皆應服從其調遣。然而事實上，他是經過無數大小戰役，在武力上擊敗眾多對手後，憑著政治實力成為號令中原的統治者，此中既有機運的幫助，也得力於他手下人才濟濟，但主要的原因仍在於曹操本人的政治眼光精準，以及行事作風務求實際而有別於當代。
　　東漢末年的朝廷，是宦官、外戚、士大夫三方政治角力的舞臺，曹操以一個宦官後代身分，二十歲舉孝廉，歷任幾個無關緊要的官職後，於董卓進京不久逃出洛陽，其後擁立袁紹組織討董聯軍，展開他的一生霸業。
　　傳統史學家指摘曹操奸詐且富有心計，然而奸詐亦可以視為通曉權變，所以又乾脆解讀他懷有不臣之心，圖謀代漢自立，因為他也確曾說過：「若天命在吾，吾為周文王矣！」 這樣的話。
　　平心而論，曹操固然在當時權傾朝野，引人側目，然而東漢末年的割據軍閥卻也有將近二分之一在其轄下，共同維持一個漢朝政府。史書上看不到他想翦除國都內劉姓皇族的意思，但他的女兒之中有三位下嫁漢獻帝，其中一位後來更被冊封為皇后，至此曹丞相已經跳脫地方軍閥、宦官、外戚的身分，成為依附漢朝，又獨立於皇室體系外的政治強人。

　　我們可以不用像毛澤東，說傳統史家對於曹操的評價是出於「封建正統觀念所製造的冤案」，只是就長遠的眼光來看，他和他當時的舉措仍然遵循一個統一的理想，希望將中國境內其他兩個不服中央調遣的勢力──吳、蜀（終曹操一世，劉備與孫權名義上仍領有漢朝官爵）給予掃除。
　　說到冤案，則我們就不能不提及與曹操針鋒相對的敵人劉備，因為他也算是蒙受了不白之冤。魯迅說《三國演義》「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」，作者太刻意經營劉備仁厚的形象，反而有時候給人不近情理、矯揉做作之感。事實證明讀者有時候並不很買羅貫中的帳，《演義》第42回「劉備摔阿斗」的生動刻畫，最後只換得一句歇後語──收買人心。
　　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，史實中的劉備深知宣傳箇中之妙，於是凡事站在曹操的反對面：「每與操反，事乃可成耳。」 ，打著抗曹的鮮明旗幟，成功定位了自己的品牌形象，是以得有後來在益州的發展。

　　傳統上既然視曹操為國賊、奸臣，國劇中也就毫不客氣地賦予他粉白奸臉，又稱「水白臉」，乃由丑角臉譜發展而來，其色代表陰險奸詐、以掩飾過的面貌見人，襯以勾勒的眼窩和眉目，強調其人機靈狡猾。
　　與曹操被視為同類型的三國人物，尚有司馬懿（見圖4）與董卓（見圖5），前者為魏國的重要將領，其孫最終取魏代以晉；後者是東漢末年被徵召入京對付宦官的邊將，一度把持漢室朝政，以暴虐著名。
　　曹操、司馬懿、董卓三人，活躍的年代互有先後，政治作風都以強硬鐵腕為主要基調，落在現實中卻是千差萬別。然而我們的傳統小歷史既然注重群體精神一致之褒貶，那麼僅只賦予他們三個一張看似差不多的水白臉譜，則史學家的工作便可以暫告一段落了。




　　　　　圖4：司馬懿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圖5：董卓



　　中國傳統習於用二分法概括人物，但有時往往左右支絀、前後矛盾，因為人物可能在身後若干年內被論罪或者平反，「蓋棺論定」並非亙久不變的鐵則，宋代黨爭下的主角王安石、司馬光等人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　　在這種情況下，除了關羽、曹操這樣的極端，我們又別出心裁地賦予一些人物較為特異的面貌。
　　姜維（圖6）本是魏臣，而後降蜀，並貫徹諸葛亮的遺志連年北伐。國劇臉譜中給予他正面意義的紅色三塊瓦，表彰其赤誠熱血，但額上的太極圖一方面是暢曉兵法的象徵，一方面卻又有意責備他二臣的行為而予「破臉」。
　　魏延（圖7）是蜀國大將，其作戰勇猛靈活，深受劉備與諸葛亮倚重，委以鎮守北部重鎮漢中之大任，官至征西大將軍，卻在諸葛亮死後遭內部肅清。臉譜上因為傳統認為他懷有反心，繪以負面的「螳螂眉」，勾紫色變化六分臉，腦門「壽」字表示其非壽終正寢，鳥形眼窩則象徵心思細密。
　　夏侯淵（圖8）是在漢中被劉備麾下黃忠斬首的一員曹營猛將，「壽」字眉代表其不長命，臉譜基調則是黑色，因國劇傳統認為凡人之血氣剛強而濁者，其臉必黑，故有「黑臉無壞人」之說。




　　　　　圖6：姜維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圖7：魏延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圖8：夏侯淵



四、結論



　　學者黃仁宇曾經為他的大歷史觀做註腳，認為看待歷史應從「技術上的角度」（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）著眼，而將個人的憎惡喜好乃至道德意識形態至於其後。他說：「正義感放在局部的場合下使用，可能與初心相違。人世間很多殘酷的事情也用道德的名義去施行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。」
　　然而當他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，也是由於自身經歷了人生無數重大的波折，使其思想趨向漸次轉變；同時，當時的黃仁宇本人也無法預料到，自己會在若干年後的某場音樂會中，於妻子的懷裡一睡不醒，至此亦成為他筆下中國歷史裡的人物。
　　我對黃仁宇先生抱持的敬意，無法言喻，雖然自己也只不過是他的眾多讀者之一，況且學藝不精。然而他用以俯視歷史的眼光，將自身抽離小歷史意識型態的紛爭中，改投以更高的廣角，看到歷史不再是個人的品德高下，而是人物在他們的時空裡的所作所為牽涉為何？及其究竟對後世造成了什麼影響？
　　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陳清敏老師，曾在淡江大學兼任講師，有次期末考前對他的學生說：「上了這半年課，我只要你們學會一件事，就是看歷史的時候注意每個人物的細枝末節，了解這個人怎麼生活的，然後跳出來，從巨大的時代看待他們的作為。」「唯有這樣，你才不會遇到別人叫你敘述汪精衛的時候，就回答：『汪精衛是漢奸賣國賊！』，叫你評論武則天，你只會講：『淫穢放蕩！』。」
　　當時我有幸躬逢其盛，陳清敏老師的一席話至今尤在耳邊。

　　我以自己最熟悉的三國歷史人物入手，所欲闡述的，並非創新，只是強調傳統歷史觀著重道德批判，有其淵源，不能一概論其為維護封建禮教，但我們仍需承認這樣的作法帶著矛盾與偏頗。
　　當我們站在一千八百年後看待關羽、曹操這樣的歷史人物，是否能在眼界上高出前人幾許，用實際技術性的定位取代道德定位。那麼一來，或許我們就不必像國劇臉譜那樣，僅只把人物塗繪以白紅黑的簡單色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