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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1月12日，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舉辦的「陳映真‧人間特展」，邀請到政大校長吳思華、中文系主任高桂惠主持下午茶會，為當日活動揭開序幕；隨後於政大商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專題座談，題目是「從陳映真的文學創作思考當代知識份子的問題」，會中邀請到政大台文所所長陳芳明、名譽教授尉天驄、作家黃春明、前《筆匯》主編許國衡、中研院研究員丘延亮、作家季季，共同討論陳映真其人其文，和他對這個時代的啟發。



　　座談會由陳芳明所長主持，首先大略介紹了幾位與談人的身份，和他們在各個時期跟陳映真的互動關係。尉天驄老師於50年前創辦《筆匯》雜誌，並發表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〈麵攤〉，其後兩人維持了一段密切友誼；季季以同樣是小說家的背景和陳映真交往，對他另有和尋常不同的認識；丘延亮教授與陳映真同為60年代知識份子的代表，今天且來和聽眾談論往昔的奮鬥夥伴；許國衡先生長年寓居國外，但對於陳映真活躍的年代他卻是見證者，也是其中的一份子；而最後介紹的黃春明老師，則和尉老師一樣，與陳映真有過密切的文學交往。



尉天驄：勇於衝破現實的精神

　　尉老師起身發言，一開場即回憶起他大三創辦《筆匯》及至後來的《文學季刊》時，有位「幕後的老人」，即他和許國衡、陳映真等人的精神導師──已故政治大學中文系王夢鷗教授。他說，50、60年代的台灣文壇尚瀰漫著一股教條氣息，王夢鷗老師以及後來的姚一葦老師卻教育他們打破那種氛圍，回歸文學本位來思考。於是後來找了幾個好同學創辦《筆匯》，他們這群大學生便不太尊敬學界的老先生們，而著重自我學習，禮拜天就在王夢鷗老師位於木柵的家裡彼此切磋，順便吃上幾碟師母做的好菜。他笑著說，當時瘂弦甚至自稱：「我不是政治大學的學生，我是王老師的私塾弟子！」
　　談到陳映真，尉天驄回想起草創《筆匯》的那個年代，產生了陳映真和〈麵攤〉〈我的弟弟康雄〉、產生了黃春明和〈青番公的故事〉〈溺死一隻老貓〉；產生了《草原》、《文學季刊》、《現代文學》……那個小雜誌的時代，人人口袋沒幾個錢，卻敢講話。陳映真因為政治緣由遭判刑十年，後減刑為七年，說起來還是因為他太勇於關注現實，這樣的青年當時亦大有人在。



許國衡：以純真信念尋找答案

　　民國38年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許國衡，日後在政大就讀時，藉由《筆匯》雜誌認識了陳映真，他對陳的印象是「一位非常純真的本省基督教徒」。在兩人交往過程中，陳映真對他在大陸輾轉流離的經歷相當感興趣，而許國衡則時常向陳映真詢問日治時期、二二八事件等台灣相關的歷史。一個生於安徽、一個生於台灣，兩名年輕人就此結下友誼。
　　許國衡接著談到兩件故事：有次他跟陳映真述及湖南湘西，陳映真以為當地最聳人莫過於趕屍風俗，許國衡卻告訴他，湘西最可怕乃是土匪，並敘述自己聽聞的土匪殺人剖心一事給陳映真聽。想是陳映真對這番描述有深刻印象，後來竟將此一情節寫進自己的小說〈鄉村的教師〉中；另一件事是說，有天陳映真私下找他出去，嚴肅地告訴他：「我要放棄信仰，因為我忽然間發現沒有上帝。」許國衡不敢相信這位基督家庭出生的虔誠信徒居然會作此感想，當下便追問原因，原來是陳映真透過日本友人接觸了馬克思與唯物主義，對於形式上的教會組織遂無法認同。當時正好發生一位馬來西亞來台的政大教師，因為言論涉及對岸而被半夜押上吉普車，不知載往何方的情事，許國衡便以此告誡陳映真，囑其言行務必小心。
　　豈知後來許國衡到了美國，再來就聽到陳映真被捕的消息。
　　「陳映真曾經問過我：你跟著這個政府到台灣來，也確實不滿意這個政府，為什麼就不起來革命呢？」許國衡說，這是跟著國民政府打過無數仗的他當年無法回答的，人生際遇如此，也沒辦法用言語訴諸對方。他說：「但是陳映真敢想我們不敢想的，這就是他的純真。」而今世界變化倏瞬，知識份子面對的問題也加深增廣，他希望陳映真身體康復後能回到台灣來，對我們的下一代提供建議，因為作家必須站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才寫得出東西來。
　　隨後主持人陳芳明補充到，那個時代的苦悶是人人都在尋找答案，卻人人都沒有出路。



丘延亮：信、望、愛的獨特信仰

　　「每個年代都有自己的問題、自己的獨特性，而每個人都有年少輕狂的時候。」丘教授如是說。他覺得，雖然現在社會上都說大學生的思考和行為出現偏差，但其實未必不是這一代的解決問題之道。倘若有人因為自己搞過學生運動、坐過牢，而認為現在有資格站出來指導年輕學子該怎麼做，「很抱歉，不要聽他的，因為當年我們自己也是亂搞！」丘教授這番別具新意的自白，引起不少聽眾莞爾。
　　他說自己所認識的本名為陳永善這人，既非小說家「陳映真」，亦非專寫評論剖析陳映真的「許南村」，陳永善只知道自己所處的社會充斥著不公不義，於是便開始自問，該怎樣用基督的「信、望、愛」來改善，使這世界更好？後來在《人間雜誌》出現的信、望、愛，其實就是社會主義的精神，對更好的世界存有希望。方才許國輝提及陳映真的信仰出現轉折，丘延亮相信當是源出於此。
　　丘教授特別提及了60年代「Woodstock（胡士托）」的反戰音樂會對其個人影響很大，他對陳永善說：「如果我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份，那麼恐怕我就是問題的一部份；假如我不是挑戰不合理制度的行動者，那麼我就是讓不合理持續下去的共謀者。」故當時包括陳永善以及他丘延亮自己，大家都曉得將來勢必其中有人要去坐牢的，是以讀書會之間從來只有單線、而非交叉聯絡；若非如此，則可能後來牽涉案情的不會是36人，而是360人。丘教授開玩笑說，他們在1968年被抓去坐牢大概還不算糟糕，因為那年全世界的學生盡是被武力鎮壓的。
　　最後他感嘆，自己對陳永善的記憶，最清晰往往不是兩人並肩奮鬥的時候，而是兩人講不上話、無言以對的時候。現在回頭看，才發現其時彼此都太認真，彼此也都在改變。



季季：時代悲劇下的情誼

　　季季老師首先補充，陳映真在強恕中學任教時，蔣勳曾是他的學生，而透過當時同事李作成先生的介紹，在1963年認識了日本外交官淺井基文。淺井先生至今仍是陳映真密切的友人，在陳的「民主台灣聯盟案」之中亦扮演重要關係人的角色；其時作為駐台實習外交官，介紹了許多大陸方面的書籍給陳映真，此間影響陳映真想法甚大。
　　接著談到與陳映真交往的歷程，季季提及自己的前夫作家楊蔚，乃因為楊蔚當時出獄後受到警總的嚴密監控，和陳映真等人的聚會會後都必須向警總報備，否則立時就有殺身之禍。在生死榮辱的交戰下，結果是楊蔚成為告密者，最後長年處於良心自譴，於數年前身故；陳映真、李作成、陳述禮、丘延亮、林華洲、陳映和、吳耀忠等七人被捕入獄。現下七人之中，吳耀忠、陳述禮、李作成三人已故，林華洲經營農場於海南島，陳映真北京養病，只在座的丘延亮教授與我們見證那場時代悲劇。
　　2004年9月，適逢陳映真創作45周年，雲門舞集的林懷民先生特地編排一場《陳映真‧風景》舞碼，場景脫胎自多篇陳映真作品，以紀念這位自己尊敬的作家。季季老師後來出版《行走的樹》，內容提及自己與陳映真等文友的情誼，也就同時把陳林兩人的共鳴互動寫入，此時朗誦給在場與會者。昔年故事歷歷在耳，台上台下眾人聽著，有人靜默回憶、有人悄然神往。
　　「那是被冷戰結構撕裂了的60年代，我們的『在高處』。」季季老師認為，1968年第一次「民主台灣聯盟案」陳映真被捕，應視為白色恐怖時期的重大案件，然而我們卻缺乏對此事件的描寫。所以她盡力予以著墨，也希望未來得到陳映真康復後的指正與補遺。



黃春明：用開闊的視野面對文學

　　「陳映真是我的朋友，很好的朋友，好到我發現自己和他思想上出現了分歧都不敢告訴他，因為我害怕會失去這個朋友。」說這番話時，黃春明的表情流露出複雜的情緒。陳映真明白地肯定了他黃春明的文學寫作，其次又肯定了他的成分。有次陳映真就誠懇地對他說：「春明，你是一個天生的共產黨！」乃因為黃春明任職中廣宜蘭分台時，領悟到地方電台就應有深入地方的骨氣，於是整天背著他的錄音機，跑遍了宜蘭街頭巷尾、高山平原。當時陳映真自己沒有實踐社會主義的經驗，但是認同黃春明關懷土地的作為，於是遂有前面那句「嘉許」。
　　黃春明畢竟不是共產黨員。50、60年代當時，知識份子已經接受西方的現代主義，創作上則盛行寫實文學。既然寫社會問題，就非要有社會問題意識。黃春明自言平生遇過兩位「匪諜」前輩，雖然沒有被其拉攏，但事後仍遭盤問許久，而從他們手中接過的契訶夫、沈從文的著作，就啟發他去關心人群社會。「可是看了那些短篇小說集，我自己也好像中了魔咒一樣，一直在寫短篇小說集！」黃春明開玩笑道。
　　所以當年他來到台北，發現文藝界流行的是沙特、卡謬，是現代主義、存在主義，於是也跟著死記了一套，而後在《文學季刊》的創刊號發表了現在自己看來蒼白空洞的〈跟著腳走〉，結果讀者反應冷淡。當時陳映真就說：「春明，你不適合寫這個的。」黃春明不死心，緊接著第二期又發表〈沒有頭的胡蜂〉，依舊反應冷淡。這時姚一葦老師提醒他，你那麼多的故事，不應該跟著人家寫這些，於是才寫出〈青番公的故事〉。
　　末了，黃春明語重心長勉勵在座學子輩，不要輕易被任何的人物或政黨操弄，努力充實學養。「我們已經老了，往後就看你們了。」他一字一句清楚地說著。



　　最後由陳芳明所長總結。他坦承，自己和陳映真在思想上是對立、甚至仇視的；但只要涉及文學藝術創作，則我們就不能不用較開闊的視野來審視彼此。「政治使人分裂，文學使人和解」這是他最後送給聽眾的一席話。



※同文刊載於《文訊雜誌》291期